《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快递业末端配送还面临着场地困难。姜超峰说，北京就是很典型的案例，快递的物流中心都被安排在五环之外。城里虽然更加整洁，但如果城市管理者仅采取这样粗糙的管理方法，未来由于快递业务压力较大，不排除地下室、废弃院子、居民小区等地点出现占用城市用房的仓库，形成潜在威胁。

　　此外，快递业还存在快递用车标准各异、缺乏统一管理规则和跨部门协调机制的问题。当前不同城市采用不同的快递用车惯例，在深圳华强北，多数快递用车为电动两轮摩托车;在上海，除两轮电动摩托车外还计划采取新能源快递汽车;在北京，快递末端配送主要为厢式三轮摩托车。用车标准、车辆管理等部门与邮政部门间缺乏统一协调管理。

　　“一刀切”式懒政执法害苦企业

　　“围追堵截”不如理顺管理体制

　　专家认为，不宜一味“围追堵截”，而应正视市场需求和民生需要，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适当放宽政策限制，考虑让“堵不住、管不了”的“快递黑车”合法化，纳入管理体系当中。

　　如今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已经开始采取相关措施来缓和快递业和城市管理之间存在的矛盾。如北京开始探索放开统一标识、统一规格的电动三轮车上路;上海市制定快递货运机动车辆技术规范等，但仅邮政部门的措施难以解决快递业跨多部门管理的难题。

　　专家认为，作为服务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快递业起着“四两拨千斤”的催化作用，经营中也同时存在跨部门管理。从长远来看，“智慧快递”的出现可以有效分担“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压力，但“智慧快递”仍需要时间建设，为解决当下城市管理的突出矛盾，提升行业管理水平，理顺政府管理体制成为首要任务。

　　首先，应协调不同部门对快递业“最后一公里”进行动态管理，防止“一刀切”式的懒政执法。专家指出，车辆进城法规责任人为公安部，而车辆标准制定为工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仅车辆问题就无法凭借邮政部门单体力量解决，为此应加强不同部门间的协调，适当由上级主管机关形成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协调执法和管理。

　　其次，加强对配送车辆使用的调研，在各部门取得共识下，适当开发适用于“最后一公里”的城市用车标准。广东天天快递有限公司行政人事总监孙明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快递员用电动三轮车运送，一天可以派送100票件，用电动两轮车，可以派送40票，用自行车可以派送20票，用小型面包车，可以派送20票。作为快递企业，当前电动车是当地成本最低且最为环保的“最后一公里”配送工具。

　　在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通过新能源研究院集聚了新能源领域“千人计划”专家，以当地企业投资模式，完成多款纯电动物流车改装并进入道路试验阶段。在当地条件下，还开发了针对快递业的微型纯电动汽车，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快换电池箱、增程式驱动解决方案，这都成为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大胆探索举措之一。

　　再次，对快递业适当放开电动车限行政策，为特种作业车辆上牌，投入“最后一公里”作业。当前，电动车管理的难点在于不用上牌无法监管、未上保险事故发生后索赔难等。为避免放开可能带来的混乱，一方面要统一标识、统一规格，由相关部门根据市场需求给快递企业发放配额，实现总量控制;另一方面要实现上牌备案、动态管理，对电动车违法违规频发的快递企业削减配额，倒逼快递企业增加快递员安全行车意识。此外，应强制快递企业为电动车上保险，并协调相关保险公司开辟新险种，为事故后赔偿提供保障。